联合早报|农民画告别政治寻找新缤纷

  “农民画”是像剪纸、年画那样的传统民间工艺,抑或只是中国官方出于政治需要而打造的产物?中国学界与艺术鉴赏界对农民画抱持的质疑态度,恰好反映出农民画在中国语境里所处的暧昧、尴尬地位。长期研究农民画的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认为,农民画是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中,一种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能否经久不衰延续,将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摘要: 《联合早报》16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从马英九迟疑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与控告检察官的过程来看,明显可看出他一直以法律人思维去思考政治问题处理。而马英九不讲酬庸,重用人才对“清廉的考虑重于“专业”等个人特质一旦运用到政治实务上,可明确显示马英九的“独特言行”,联合早报:从马英九个人特质看政治智慧与操作《联合早报》16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从马英九迟疑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与控告检察官的过程来看,明显可看出他一直以法律人思维去思考政治问题处理。而马英九不讲酬庸,重用人才对“清廉的考虑重于“专业”等个人特质一旦运用到政治实务上,可明确显示马英九的“独特言行”,也可说明他在政治智慧和政治操作上确与众不同。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在台北政坛,传出有二起与马英九相关的事件,均涉及对马英九政治智慧与政治操作的评价,所以很值得为文予以分析,以作为社会与政治人物的一种参考。  第一起是马英九有意兼职国民党党魁一事,最初由于他个性比较谨慎,不愿在事前表态他将领表参选,结果导致现任党主席吴伯雄在不知进退、如何取舍的情况下陷入困境。  凡事都要讲程序正确  另一起事件是马英九控告检察官侯宽仁,说他在起诉马担任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时,制作笔录不实,涉嫌伪造文书。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于去年12月31日宣告不起诉后,马又向“高检署”提出再议也遭驳回。今年3月间,则委由律师向台北地方法院声请交付审判,不过合议庭至今尚未做出裁定,但已引发社会议论。  虽然马的委任律师宋耀明表示,声请交付审判获准几率非常小,当初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是马英九还是认为,这是司法公平正义的问题,他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告,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人的权益。  其实,从马英九迟疑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与控告候宽仁这二件事的过程来看,明显可以看出他一直以法律人的思维去思考政治问题的处理。就是因为他太强调法律上的程序正义,才使得它刻板或僵硬的原则或立场,往往损伤到政治需要圆融而且弹性处理的必要性。  举例来说,马英九或许认为参选党主席的表态时间可以选择在法定的领表日期,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吴伯雄因基于尊马以及党内和谐的考虑,在马的不确定前提下,变成他既不能想事先单独宣布参选,又要开始考虑一旦马确定“出马”,他便有“出局”的尴尬。  再举例来说,市长特别费案被起诉,是一向以清白自傲的马英九这辈子最大的寃屈,尽管他最后获得无罪判决,但他觉得在起诉过程中有被曲解的部分,仍然应该寻求平反。这个平反的动作,本就是法律人的坚持,可是站在马已是“元首”的地位,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带来的政治意义与影响,掩盖了他原先期待的司法公平正义之伸张。  个人特质的与众不同  另外就是马英九个人特质的问题。他就职以来,凡是人事安排,都可看到他刻意调正的痕迹。譬如说,对选举团队的功臣,尽量不给他们机会加入到执政团队,以凸显他不讲求酬庸。  当然马英九也追求党政分际的理念,以致过去党政之间人才交替运用的现象,在他任内就不复再见。  更矫枉过正的是,马英九在重用人才方面,是对“清廉”的考虑一向重于“专业”,形成他对人才的拣选,像是在“圣人堆”里寻求最完美的人选,结果部分被提名或任职的官员事后证明专业不足,发现有弊在身的也为数不少。  这样的“个人特质”,一旦运用到政治实务上,就可明确显示出马英九与历任“总统”言行不一样的“独特言行”,当然也可说明他在政治智慧和政治操作上也确实是与众不同。如何给予马英九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得看观察者到底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编辑 苏普)

  冬日的阳光透过木质的窗户照进画室,62岁的曹秀文手握画笔,一丝不苟地为春意盎然的水乡风景上色,明快的色彩、饱满的构图让江南暖意跃然纸上。

  记者采访当天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两个多星期,曹秀文与往年一样,已经做好新年无休、留在画室招待访客的准备。

  曹秀文的画室在上海金山区枫泾镇中洪村,距离上海市中心驱车约需一个多小时。这个公共交通并不便利的小村庄平日冷清,像曹秀文这样的农民画作者总盼望节假日天气晴好,让慕名而来的访客,从他们的画室带走一两幅乡土气息的画作。

  中洪村是上海金山农民画发源地,也是农民画村所在地,拿画笔的农民是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曹秀文去年获评为“上海工匠”,这名民间画师18岁时与画笔结缘,一画就是40多年。农村生活是她创作的素材,也让她最终走上以画为生的道路。她的农民画不仅走遍中国各地,也曾在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展览。

  同样与画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75岁村民陈富林,喜欢勾勾画画的他少年时常帮村民在厨房画灶壁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开始用画纸记录农村劳作的场景。

  受到陈富林的影响,母亲、妻子也拿起画笔,女儿陈修(50岁)和陈惠芳(48岁)及外孙,都走上绘画的道路,四代人手握画笔的陈家因此享有“金山农民画世家”称号。

农民画成为文化名片

  在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画乡”有数十个,从上海金山到陕西户县,从吉林东丰到江苏邳州,许多地方将描绘农村景象的农民画,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地方政府对外展示的文化名片。今时今日,农民画也是地方吸引游客、创造旅游收益的突破口。

  但是,淳朴的农民画家群体,农民画的买家们,并不都全然清楚,“农民画”在中国语境里所处的暧昧、尴尬地位。

  农民画究竟是艺术,是像剪纸、年画那样的传统民间工艺,还是只是官方出于政治需要而打造的群众美术,学界与高级艺术鉴赏界一向存有质疑。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日渐富裕,艺术品消费格局不断提升,农民画能否冲破低价装饰品的定位,进入高端艺术市场,则是具有现代意识农民画从业者思考的问题。

学者:农民画不纯粹是民俗现象

  鉴于中国农民画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长期研究农民画的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不认同农民画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俗现象。

  李明洁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民俗往往是根植于民间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虽然农民画和民间艺术有很大关联,但把农民画说成是原生态的民俗现象却并不客观,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不相符。”

  1955年,江苏邳县(现邳州)的农民创作了一幅名为《老牛告状》的农民画,通过呈现牛诉苦的画面反映耕牛饲料被克扣的问题,被普遍视为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幅农民画,反映了当年农民“当家做主”的主题。农民画的宣传力量很快引起官方重视,成为宣导和教育的重要工具。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农民画迎来了辉煌时代。金山农民画师高风(56岁)对《联合早报》忆述,在当年政治风气与需要下,农民画充分体现出“红光亮”“高大全”的特点,例如干劲十足的农村劳作场面、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渡口新貌等。除了农民画,在那个特殊时代中,战士画、工人画也应运而起。

  曹秀文在1970年代创作的《采药姑娘》正是这样一幅代表作品。这幅作品曾在中国农民画展中获得一等奖。据她介绍,画中那名面色红润、身板结实、胸戴大红花的少女就是她自己。当年她在公社中负责采摘草药,获评五好社员,这幅画记录的便是她领奖的那一刻。

政治对农民画影响未彻底消失

  政治风潮有起有落,随着十年文化革命结束,农民画的政治功能减退,转身从市场等其他方面找寻自身存在价值。相比之下,文革时期的战士画、工人画则退出历史舞台,这对比反映出农民画其实具有一定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后,凡是有一点农民画资源的地方政府都开始把它打造成旅游经济项目,农民画的发展逐渐受到商业利益驱动。

  然而,政治对农民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与一般民间艺术不同,中国农民画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存有“辅导员”机制,由政府指派专人对农民画作者进行创作辅导。这当中除了美术专业指导,也有内容上的引导,和其他艺术作品由创作者独立创作的方式不同。

  1980年代,农民画透出的中国农村乡土气息,大受外国游客青睐,一度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陈富林记得,1980年代他在上海展览中心出售画作,客户主要是外国人,一张15厘米长宽的画当时可卖到100元(人民币,下同,20新元),有时一天能卖出四张。尽管各方抽成后,陈富林每张只能收到25元,但在当年一般职工月薪不过百元左右的年代,这已是不菲的收入。

  在一些大力推动农民画旅游业的地区,例如陕西户县,卖画给外国人曾经是当地的主要创汇渠道。

  李明洁认为,和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形式相比,农民画更像是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中,一种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能否延续,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作为社会记忆载体 农民画作用不可忽视

  尽管交织着不同历史年代的复杂印记,美学定位也有争议,但中国农民画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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