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中文的样子》课程回顾:第七课--和合本与白

在好中文课堂上,我分析了姚克翻译的《推销员之死》,以及余光中关于中文西化的讨论,本节课,我们探讨“标准汉语文本”。

《好中文的样子》第七课:和合本与白话文

我们已经上了六课,内容越来越清晰了。我心中的画面,也逐渐完整起来。 从第七课开始,我们将进入实际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我们将触动本次写作不 能回避的部分:如何写出好中文?

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圣经》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花费了我大量 的心 血,不过这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摘自1896年6月13日狄考文博士写给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执行秘 书布朗 的信

1877 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这是一次成功大会。那 次大会决定于1890 年5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圣 经》的中文翻译修订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传教士们把文言文称为文理,文理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常高深莫测的学 问。

中国的学生也因此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背诵这些古文,其目的不仅可以让 他们懂得圣贤的古训,也是能让他 们创造出自己的文风。古汉语很生涩,言简 意骸,以至于电报与之相比都略显 冗长。

虽然古汉语的很多汉字与官话书面形式的写法是一样的,但其意思甚至经 常连发音都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听不懂朗读出来的古文 的。你给一个小学生播放《资治通鉴》,他肯定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给他放“Q 妈讲故事”,他就能听懂。

巡抚和地方官,必须精通各地方言。把各种不同的方言混合在 一起组成的 混合语统称为官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官话的原因了。 从扬子江到 东北的满洲似尽管发音不尽相同,但把日常口语写成书面形式 是能让人理解 的。换言之,虽然存在方言和发音的差异,官话是3亿中国人使 用的官方语言。

在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之前漫长的时间里,有人也做过《圣经》 的翻译工 作。有些人译了全部,有些人则只译了部分,这些译本也或多或少投入了使 用,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传教士们都深深明白,现有的版本没有一部是令 人满意的。他们都期望一个更好的版本诞生。

狄考文参加了这次回忆,他后来写给美国圣经会的信中说:

在会议结束回家的途中,我的头脑中一直浮现着目前的艰难情形;一 个 想法也随即而生: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翻译和修订《圣经》的全 部工 作。当我回到房间坐下来后的几分钟之内,在没有与任何人商议的情 况下,写 出了此方案,后来没有经过什么改动便被采纳。这似乎是一个对 任何一方都有 利的方案。在大会的第二天便任命了两个规模很大的代表 委员会,一个负责官 话译本,另一个负责文理译本。我兼职两个委员会的 代表。每个委员会都开了 几次会,代表们自由、全面地讨论了会议主题的 各个方面。很明显代表们一致 倾向一种浅文理译本。与已完成的工作相 比,未来的工作难度有所降低,在此 译本上代表们初次达成了一致。而官 话译本工作面临的难度要大得多。

这个方案计划把一部圣经翻译成三个版本,即:

  1. 深文理
  2. 浅文理
  3. 官话

这三个新译本译者的选定工作分别由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狄考 文负责官 话和合译本的工作并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大家都不看好官话版的圣经,因为觉得这个没文化, 不吸引人,很多传教士还要求,不要在将来署名的时候,列上自己的名字。

1891年11月,所有参加修订的工作人员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次年1月份, 狄考文在信中写道: 由大会发起的《圣经》的中文译本的工作方案已被三个执行委员会通 过, 现已正式进入了组织安排的阶段。推行方案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对于能否成 功地完成翻译工作我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作为一名《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者,我负责修订官话译本的一部分; 这有悖于我个人的意 愿,不是由于我不愿意参与这项工作,而是这项工作必定 会打乱我许多工作……

最先确定的是负责《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成员,包括 白汉理(Henry Blodgett),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海格思(J. R. Hykes), 托马 斯· 布拉姆菲特(Thomas Bramfitt)、倪维思和狄考文。

几年后,由于人员的逝世、调动或其他原因,与最初有了很大的变动, 只 有富善博士和狄考文博士从工作开始一直坚持到《圣经·新约全书》官话和 合 译本修订本(New Testament revision)初稿的完成。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牧师 在1900年加入委员会之后也参加到翻译的工作中,并为之工作了很长时间。

狄考文博士在修订工作中得到了两位中国基督教徒的帮助,他们为此做了 大量 的工作,其价值绝不是此处简短的叙述能够说清楚的。另外的外国传教士 们,也得到了中国助手的帮助。但是很多中国助手的名字,并没有留下来。

富善记录了这些中国助理们的工作:

狄考文在负责《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工作中得到了两位优秀教师 的 帮助。

笫一位是邹立文(Tsou Li Wen)先生,他已被委任为牧师,为了专 心从事 修订工作离开了他的教区。邹先生在狄考文博士的大学里接受了 神学教育,受 到倪维思、狄考文等博士的影响。他拥有美丽的心灵、敏锐的头脑、极强的语 言能力及坚持不懈的精神。在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甚至更长 时间后,他还经常为 了寻找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原意的词或句子而独自 加班到深夜。

在最后审稿之前,他和我刚刚过世的老师张洗心(Chang Hsi Hsin)在原本 应该休息的时间,认真检查翻译过的稿件,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在他与家庭 分开的这段很长的时间里,邹先生不知疲惫地工作着;正如其他每一位委员会 的成员一样,他热爱《圣经》的修订工作,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唉!不幸的是,在长时间过度劳累后,邹先生的身体很快垮掉了。我是多 么想再见到他那生龙活虎的样子和神采奕奕的面庞啊! 这张照片其中就有为圣经翻译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可以看到第一张的最 左边和第二张的最右边有个老外,他叫鲍康宁,穿着旗袍,可以感觉到从穿衣 打扮已经很中国化了。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些传教士,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三部和合本 《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白话文的《圣经》。更为重要的 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共同创作的办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合技”。

1891年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大会后,经过组织安排,进一 步 做了分工,每位成员负责《圣经·新约全书》的一部分,然后按照以下方案 进行 下一步工作:每位成员首先认真修订或翻译他所负责的那部分,之后把翻 译好 的文稿发给其他人校阅,接着再把他们的修改意见分栏写在对应文稿的旁 边。 接下来,最初的那位译者在采纳了其他人的意见后,开始准备递交给委员 会最 后定稿。

我个人对这种和合技操作的过程,非常感兴趣的。也查阅了大量资料,也 查阅了书上的原始档案,最后的发现非常令人惊奇。这是我为什么克服了自己 的障碍,用语音和大家交流的原因。有些好消息,大家亲耳听到,才会意识到 它的振奋人心。 在这里我要感谢@Zoom◌ོQuiet~057 大妈, @叶猛犸-089 以及他们所在的

G56小组,他们两次和合作业,S0305, S0605,让我目睹了现代版的和合技。然 后,你们知道吗?居然跟传教士们的方法惊人地一致!!!!!!!!

这是G56组和合的工作页面,他们工作的环境叫Github,不要问我什么叫 Github,我也说不清楚。那么多海外网站全都屏蔽了,唯独这个不屏蔽,知道 为什么吗?

我再一个问题,文革时期闭关锁国,唯独塑料进口不受限制,大家知道为 什么吗?因为要印刷毛主席语录啊,一个牛网站的最高境界,就是鬼见愁。

再大家看一张历史文物。 TheUnionVersion

和合技(全称:和合本创作技巧,简称TUV,也是德国技术监督协会及认证 的简称,以示这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和合技是百年前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和合本《圣经》的过程中积累总结出的 一套流程。 我们发现它与Github上的工作原理,惊人地吻合。 和合本圣经翻译过程Demo Updated 8 hours ago 用Github的方式,还原百年前传教士狄考文所使用的和合本翻译方法。

文字描述:

内部版本alpha版

一页纸,分成七栏。 右起第一栏,主译者的译文v0.01,一行一字。 空出六栏 空出的六栏中,前四栏,是合作者的修改意见。 第五栏是主译者根据意见修改的译文 v0.1 第六栏是委员会决定的内部定稿 alpha

让我们走放大看细节 大家看上面写着五个姓,右边空着两栏,有趣的是,如果是中国人自己和 合的话,肯定会空左边的栏目,但是老外习惯了从左向右书写。 中间的谢,是谢为楼,当时老外都喜欢取中国名字,他是主译者。这段经 文是新约的《约翰一书》5:10 他的翻译被皮,罗修改了。

大家可以看到,上主,改成了,上帝。

借助新科技,在@Zoom◌ོQuiet~057 的指导下,我模拟了这个过程。使用 Github 上的 project

这里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开头。 假如传教士们活到今天,他们就不会用那么艰苦的方法去和合了。狄考文只 需要甩出一个网址。

https://github.com/shipian/TheUnionVersion/projects/1

Github 有多种用法,发挥你的创意,选择最适合你的。

当时大家是怎么讨论的呢?

看看当时中国助理的记录:

各抒所見,互資考證。時而令樂可就,時而爭執紛紜,時而 拍案大叫, 負氣四散;少焉含笑以歸,從頭商量。每定一 稿,恆滔滔雄辯,數日不決;終 以西敎士為主體,但求原文 〔希臘文〕之苟同,難計文字之工拙。如此者歴五 年之久, 余未甯一日或離也。書既成,印行海內(即今之官話和合 本),設港 參丰,佘實未攝泠心焉。

狄考文的记录是:

没有一节经文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让我们看看西方传教士记录的争论场景。

我們準備決定使徒行傳的經文。它在英語中看來是那麼的简单!可是,差不 多每一篩經文都意味着一場戰鬥。要用我們 五種不同的發音腔調去使彼此了解 是不容易的,但我們全都 懂英語。讀了一篩經文,然後開始爭論,有時會出現 下述的 場面:

  • 「這種文體太過粒俗了,就像街頭的苦力所使用的。」
  • 「可是 我們想要的卻是一種甚至連苦力也會明白的文體。我們的聖經的 問題,就在菸它們是為了受過教育的人翻譯的,而不是 為了一般大眾· 」

-「這句詞紐在我們的地區中是完全不可 能的;它對我們是一句文言的説 法,不可能被人明白。」

+「可是那不是希臘文的意思。我們是在翻譯聖經的原文,並 且我們的責任 是要使意思正碓,以及不要有一句意譯。」

-「但我堅持這個片語賦予了正碓的意義。我們不是要在這裏 永遠以相同 的漢字去翻諜相同的希臘文詞彙。我認為假如路 加〔使徒行傳的作者〕是以中 文撰寫的,那麼他會使用這個 片語。」

+「我肯定他永遠不會這樣寫。我希望委員會的成員 小心謹慎地留意希臘文 詞彙是甚麼意思。它決不會有我們所 要賦子的意義。」

-「假如我們是在撰寫文言體裁,那碓是做得不錯t.'可 是我們是在翻譯一 部官話聖經譯本,弟兄們,讓每一個人在 講道時唸出就能夠明白。」

+「是的,我們是在翻弄一部官話 謀本,但是我們必須弄成一種簡潔清新的 文體,否則我們的譯本將會受到嘲笑。」

  • 「我想在這裏说,倘若我早知道我們是要翻弄聖經成為文言體裁的話, 我就斷不會容許我的名字列在委員會上。我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我,是 我在這 一刻應該去做的。」

+「諸位弟兄,我懇請你們说中文吧。我 們操着英語辯論,而這裏卻有五名 本地的弟兄坐着,完全聽 不懂我們在訊些甚麼,他們可以整助我們找出適當的 譯法, 只要我們是在说中文。」

关于《圣经·新约全书》初定修订本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持续了五个多月, 这次会议的工作也花费了比以往任何会议更多的精力。在这次会议召开之际 距 离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只有一年的时间。会议过后成员们对修订本展 开了 评议,所有的意见都一一讨论后,修订本终于最后定稿。狄文爱德生动地描述了 一个场景:

已为富善一家安排好乘坐轮船返回北方。行李已经搬下楼,全家人都 站 在楼上的走廊中,穿戴完毕,富善博士的衣帽也已准备好,就等着他从会 议室 出来。黄包车夫等在外面,随时准备拉着行李出发。但却一直没有听 见他回来 的脚步声!最后马上临近开船的时间了,富善夫人说:"我必须去 催催他们了。” 于是她快步下楼走向大厅,在会议室门外听了一会。回来时 手指放在嘴唇上低 声说:“这些可爱的人正在那儿祈祷呢。”我们的心也默 默地开始祈祷,眼里 充满了感慨的泪水。虽然每天清晨都伴随着祈祷开 始,但今天的祈祷意味着他 们多年来辛苦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们要在圣 坛(altar) <D 前献上所完成的伟 大的作品。

富善夫人说:"我必须去 催催他们了。”于是她快步下楼走向大厅,在会 议室门外听了一会。回来时 手指放在嘴唇上低声说:“这些可爱的人正在那儿 祈祷呢。”我们的心也默 默地开始祈祷,眼里充满了感慨的泪水。虽然每天清 晨都伴随着祈祷开 始,但今天的祈祷意味着他们多年来辛苦工作的结束,意味 着他们要在圣 坛前献上所完成的伟大的作品。

狄考文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真诚地说:

要注意到我们仍然还有完善修订本的余地,还可以减少很多缺陷。我 个 人觉得还有相当多令人不太满意并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要特别指出的 是那些生 硬直译的篇幅以及使用外国习语从而破坏了整体风格之处。同 时也需要注意到, 很多在最初看来很奇怪和不能达意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在 后来看起来使用得非常 好甚至很巧妙。每一个翻译作品都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得到认可。我坚信,我 们的修订本将会深深吸引中国教堂里无数的信徒们。

在致力于这项伟大事业的漫长岁月中,狄考文博士学到了很多关于《圣 经》 翻译方面的宝贵知识。他后来称其为一种艺术,需要特殊的训练和经验才 能掌 握。在他去世那一年11月份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 为 《(圣经)官话翻译之心得》。

这篇文章让我差不多热泪盈眶,

英国人曾经出重金给严复,请他翻译《马可福音》,严复拿了钱,翻译了4 章,然后撂挑子不干了。 严复的翻译好不好,文采,用中国传统文人的标准看,自然是好的。

但是严复动不动使性子,觉得“马太效应”(有的多给,没有的翻取走)不符

合儒家思想,就故意不翻译了。

《圣经》中很多道德和精神上的观点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存在过,所以

汉 语中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或短语来表达。正如西方的科学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时需要先发明一个词语一样,《圣经》的译者们也必须适度采用一些词汇来表

达 其思想。

翻译非圣经意外的著作的是表达原文的意境,常常有很大的发挥自由度。但由

于《圣经》的特殊性 质,表达思想的准确性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上。

狄考文在这篇文章中说:

《圣经》不需要经翻译人员之手加以修改。中国的教会也有权利得到 一本严格

忠实原意、翻译准确的《圣经》译本。这是他们对我们翻译人员提 出的要求。

他们不想去了解如果《圣经》的作者是中国人会说些什么,而想 了解《圣经》

原本说了些什么。这是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在把外国书籍译成 汉语时所采取的翻

译方法,很显然也是当时翻译的精神所在。

狄考文文章最后说:

如果我们不按照原意翻译《圣经》,中国人就会指责我们,用不了多久,他们

就会自已进行翻译了。

总之,有必要指出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翻译得令人满意。

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语言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视野从某方面来说 都是片

面的。这是我们日复一日学习所得到的教训,并且现在依然在学习 中。如果有

人想要知道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局限性,那么就让他加入到《圣经》翻译委员会

里面来吧。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狄考文去世,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召到了天上。

自从马礼逊(Morrison) 翻译的笫一个《圣经》译本以来,在中国任何 其他的

文学作品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困难。所译的《圣经》语言上要尽量 接近原文的 意思,还要做到浅显易懂,普通百姓在教堂或家中聆听它的时 候都可以明白其

内容,又要措辞简洁;要完成此项工作的委员会的成员是 从天南地北各个地区

挑选出来的——从东北地区的北平到西南地区的贵 州一一这就足可以使每个人

感到惊叹。在最初合作的几年里,这项工作几乎让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感到绝

望。他们努力做到相互理解之后再齐心协力 妇乍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有时

彼此之间发火的场景着实令人可笑。

狄考文去世的时候,旧约圣经的翻译还没有完成,他写到: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是一项最费 力、最艰苦的工作,至今还未结

束。《圣经· 新约全书》已几近完成,但谁又 能保证《圣经· 旧约全书》能

够完成呢?我的愿望就是把它完成。为 2 亿 8000 万人准备好一个成熟的、被

认可的《圣经》译本是在中国为上帝的荣耀而做的事情。

100 年过去了,狄考文、富善这些传教士的遗愿实现了,在全球信奉基督教

(新教)的华人的心目中,还没有任何圣经的译本能够取代超越《和合本》。

尽管 1960 年代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那么多的圣经新一本,没有一本能够代替

和合本的地位。

和合本,成了正统圣经的代名词,也成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当初那么不被看好的官话版和合译本,如今成了汉语世界无法取代的圣经版

本,其地位甚至可以与 KJV 和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相媲美。

这说明:

  1. 白话文伟大。

  2. 传教士伟大。

  3. 和合技伟大。

不可否认,姚克的译文灵活、生动,但存在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方言化!他不自觉地使用了大量的北京的方言俚语,对于除北京之外的北方人来说,阅读起来都有困难,更何况南方读者。

我很幸运,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onceforall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就是中文需要建立自己的标准文本,而不能依赖于北京胡同串子的语言。

作为一个语文运动和民间文艺的实践者,我很幸运,能够遇到一群这个国家有良知的接近人民大众的思想家、剧作家、艺术家。

在1999-2000年的时候,围绕《切格瓦拉》的创作,我们展开过深入的讨论。如果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讲座,《切-格瓦拉》一剧呈现出两种风格。一种是标准汉语文本,一种是北京方言土语。前者用来表现正面人物,后者用来表现反面人物。

不容否认,用土语方言,的确容易出效果。但是这样的语言只适合用来塑造坏蛋,反面人物和负面人物。不适合用来塑造正面人物,英雄和诗人,哲学家。

当时我们大家都感叹:我们这个时代,缺乏标准的现代汉语文本。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长河中,一个语言的标准文本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的詹姆斯钦定版《圣经》奠定了英语文学的基础,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不但推进了宗教改革运动,而且为现代德语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文本。

余光中先生所叹息的,正是两岸都面临的难题。

从五四运动开始掀起的白话文运动,塑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然而反思一个世纪来汉语的历程,我们发现,完美标准的文本还没有出现。鲁迅算得上是一位语言文学大师,然而,鲁迅的语言今天读来,不但有生硬艰涩之感,而且也并非无懈可击。余光中就曾指出,早期白话文作家语言都有西化的问题,鲁迅也不例外。以鲁迅的《战士和苍蝇》中的为例,里面不但有“苍蝇们”这种西方语言复数形式的用法,还有“它们的完全”这样不太可解句子。周作人是散文名家,但在他的散文《苍蝇》中,也有“我诅咒你的全灭”这样的病句。因为按照常理,诅咒的对象总是可恨的,“你的全灭”却是作者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应改成“我诅咒你全部毁灭”更可解的多。周氏兄弟尚且如此,其他作家就不用说了。

进入80年代,所谓文艺的“新时期”,一些人开始生吞活剥西方语言,以为可以促进汉语的现代化,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很多人宁可去读五四时代的作品,也不去看那些国内的“先锋文学”。

有人说,老舍、王朔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然而,单从语言文学角度看,他们的语言却不足效法,因为他们两者都固执地使用北京方言写作。这点在王朔身上表现更为明显,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人好好说着话,怎么动不动就突然冒出一句“我笑得都快尿出来了”这样的句子。

而这种文风影响了很多人。许多北漂和外地青年,甚至不在北京的文艺青年,也开始学习北京人的说话方式。可是这类语言是相当短命的。

为了建立标准汉语文本,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德语和英语的发展历程。

今年是马丁路德诞辰500周年。

1522-1545年,马丁・路德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工作。他的《圣经》德译本同时揭开了德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马丁・路德也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翻译家。在《圣经》翻译中他汇聚丰富的德语词汇,尽可能排除方言土语的影响,切实可行地树立了一种统一、普遍而稳定的通行全德的民族共同书写语言,为日后现代德语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路德之前的日耳曼语言主要受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影响,以拉丁语为主,各个地区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官方语言和方言。拉丁文当时就是欧洲的普通话。路德指出:神职人员任意解释《圣经》,目的并非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是为了愚弄教众。因此他认为每个普通信徒都应该自己阅读《圣经》,直接跟上帝对话。在路德之前虽然已有各种《圣经》译本,语言不够优美标准,无法流传,更不能取代拉丁文译本。因此路德决心给信徒们提供一本准确统一的普通语言的《圣经》德语译本,从而使生活在中下层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使过去必须由少数神职人员解释的教义变成多数人自己就能理解的教义。路德翻译《圣经》在借鉴前人翻译的基础上,更着重大众化的语言,他的宗旨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生动易懂的语言来代替原来晦涩难懂的书本语言。在以德国中东部地区书写语言和那里的萨克森官方语言为主体的基础上,路德做了大量的工作。

路德在翻译圣经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我们建立汉语标准文本,也有借鉴意义。

当时普遍使用的是上萨克森地区的官方语言和图林根方言,方言土语不尽相同。路德就特别注意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怎样去讲方言土语。他说:“……我们不得不去问一问在家里的母亲们,问一问在胡同里的孩子们,问一问集市上的贩夫走卒,要亲眼看一看他们在谈论时是如何开口的,并按此进行翻译……”

路德翻译《圣经》时除了善于使用当时民间词语之外,还十分注意恢复古代词语的生命力。如在《尼伯龙根之歌》(13世纪)里出现的短语(向某人发泄自己的愤怒),路德就把它用在了自己的译文中,现代德语写为(敌人想:我要……进行掠夺,向他们发泄我的愤怒)等。

路德倾向于简化语言,他运用连词,摆脱框架束缚,在不影响句意的基础上,将复杂的句子简单化。路德还促进了正字法的统一。

路德翻译《圣经》极大地推动并进而促成了德语的统一,对德语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恩格斯对路德很高的评价:

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Augiasstall),而且也扫清了德语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即16世纪的《马赛曲》。

路德搜集、研究、整理、加工各种方言和官方语言,加上自己的创新,创造了大众化的统一的德语,尤其是在古腾堡印刷术推行之后,被路德纯净了的德语成为通行全德的共同的书面语言,而且路德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定形化使得它普及全民,通行至今。

马丁路德是一个以一人之力,撼动了世界的人。我们再回顾一下,现代英语的确立,跟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Bible)简称KJV的翻译是分不开的。

在钦定版之前,英国已经有两部《圣经》译本,一个是日内瓦版,是从宗教改革的故乡加尔文那里传来的,更对新教徒的口味。另一个是主教版,更适合保守的保皇派的口味。两种圣经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今天的《圣经》文物看出来。遗留到今天的主教版都是光亮如新,像刚刚出版的一样。而日内瓦版,全都页面破旧,油腻不堪。为什么呢?因为主教版没人看,日内瓦版有人看。

KJV,里的KJ,King James,本是苏格兰王,从伊丽莎白一世那里继承了王位。史书上说他一贫如洗,像一个乞丐一样来到英格兰。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加强自己的王权统治。两部圣经都不符合自己的需要,于是才有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译经工作。KJV的翻译。

1604年,译经工作开始。成立了一个54名学者组成的译经委员会,下设6个分委员会(subcommitee)。

译经的流程是非常严谨而复杂的,有一点像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的译场制度。-六个分委员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翻译同一段圣经,然后提交到自己的小分会,最终选出一种译文。

  • 这些译文提交到伦敦Stationer'sHall,在那里,修订委员会将把提交的译文高声朗读出来。每个成员看不到文字,只能听见声音。耳朵和心灵将决定这段译文的命运。

  • 如果声音听着对劲,这段经文就被选中。否则,如果听上去不佳,就进入讨论阶段,主要是用拉丁语和希腊文,讨论这段译文如何修改。

  • 修订委员会将最终译文提交给两个主教审核,然后再提交给坎特伯雷大主教,最后呈给詹姆斯一世。

如果汉语能够有标准文本,那么必然需要相当于《圣经》当量的文本根治于人民大众的信仰之中,并且能够代代传递下去。

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留给了我们灿烂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基本上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

传教士们把文言文称为文理,文理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常高深莫测的学问。

中国的学生也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背诵这些古文,其目的不仅可以让他们懂得圣贤的古训,也是能让他们创造出自己的文风。古汉语很生涩,言简意骸,以至于电报与之相比都略显冗长。

我们再来看《圣经》和合本翻译的富善五原则

富善改进版五项翻译原则:(1)语言必须是真正口语化的(和我们的“英王詹姆斯圣经一样),容易被所有能够阅读的人所明白。(2)语言必须是普遍通用而不是地区性的官话。(3)文体虽然要浅白易明,却必须高雅简洁。(4)译文必须紧紧接近原文。(5)例证、隐喻尽可能直接翻译出来,不可意译……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们除了传播福音之外,他们试图在为中国建立一套现代汉语文本。所以才一再强调,跟我们的英王詹姆士一世版(KJV)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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