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物晁错简介

08 晁错及其它人物

汉代人物

晁错(约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也曾多次上疏朝廷,他是一个法家人物,主张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削弱诸侯,抗击匈奴。他的文章不大讲究文采,但思想深刻,说理透辟,很有法家的文风特点。

中文名:晁错

后来汉景帝很软弱,在政治斗争中,就把晁错杀了。晁错的名篇为《论贵粟疏》。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别号:鼂错

……

国籍:中国

这段主要讲粮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民族:汉族

还有一些藩国的作家,代表如枚乘和邹阳。

出生地:颍川

枚乘《谏吴王书》: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诫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

出生日期:汉高祖七年

当时他看到吴王有谋反之心,就劝他不要谋反。

死日期:汉景帝前元三年

邹阳早年与枚乘同居于吴王刘濞门下,也写过《上书吴王》,劝其勿反。后来被下狱,又写了《狱中上梁孝王书》,陈诉冤屈。文中大量列举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劝谏梁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

职业:政治家、文学家

这类文章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的特点,他们是在诸侯王的国家里。在思想上,还和朝廷一样,维护中央的统一。

重要造诣:移民实边、削藩

藩国之文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的《淮南子》。这本书最终编成是在汉武帝时期,它仍然代表了汉初的文风。

代表作品:《论贵粟疏》《言兵事疏》

它又名《淮南鸿烈》,包括《原道训》、《谿真训》、《天文训》、《地形训》等21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哲学、道德、风俗、法制、兵略等很多方面。思想倾向以道家为主。

其文章想象丰富,描写生动,辞采富丽,奇伟多姿。文中大量运用较为整齐的排比、对偶句式,间以韵语,造成滚滚而来的气势和铿锵悦耳的音乐美,同时又带有不少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富于浪漫气息。

晁错平生阅历

09 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

太子军师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散文创作也空前繁荣。它们继续保持了前期散文充满政治激情,有文采,有气势的特点。在内容和文风方面,这一时期的论说文中又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汉高祖七年,晁错出生于颍川,年少时师从张恢进修法家头脑。汉文帝时代,因能文任太常掌故。朝廷征召研讨《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调派,衔命去济南追随伏生进修《尚书》,接收儒家头脑。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医生,后升为博士。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赞、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其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法术疏》,述说太子应知晓治国的要领,获得文帝赞扬,拜为太子家令。因为晁错舌粲莲花,擅长剖析题目,深得太子刘启的喜好和信托,被太子家誉为“军师”。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18年)临终前作的一篇赋体《封禅文》,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大汉之德”,文章写得典雅庄重,辞采缤纷,充满了对汉朝统治者的歌功颂德。

他还有《谏猎疏》、《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三篇文章,前者是由于唐蒙大征巴蜀吏卒以通夜郎、棘人中,引起蜀民不满,皇帝乃派相如赴蜀责唐蒙等,并“谕告蜀民以非上意”,因作此文。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

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历史 献策御边

其次是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

汉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屡侵疆域,扰乱狄道,文帝兴师征讨,晁错伺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看法,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东西要牢固锐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醒目军事,君重要挑选良将。文帝很赞扬,赏给晁错圣旨,以示夸奖,但并未采用晁错主动出击的发起。

这一时期朝廷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受到了限制。这样呢,言论就不能自由了。这样一来,文人的实际地位就下降了。不像战国那个时代自由不受限制,在一个地方不行,可以拍拍屁股就走,去另一个地方谋求高就。

但是,这个时期不行了,它逐渐结束了百家并存和诸侯国养士的局面。汉武帝施行的酷吏政治又使他们动辄得咎。酷吏,执行法律很严的官吏。比如司马迁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就触碰了皇威,受到了宫刑。

很多作家感到备受压抑,有志难伸,因而在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愤懑抑郁之情。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东方朔(公元前154—公元前93年)的《答客难》。这是一篇赋体杂文,文中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便宜辩解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东方朔这个人很有志向,身材魁梧,但是呢,他在汉武帝面前做了一个小小的郞官,位置很低,汉武帝只是把他当作宫廷谈笑取乐的这样一个人,换句话说皇帝只是把他当作小丑,取乐调节气氛来使用。

所以,东方朔就感到怀才不遇。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所以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天地之大,士民众多,竭尽全力去游说的人就像车轮的辐条齐聚车轴一样,多得不可胜数,被衣食所困,找不到晋身之阶。即使苏秦.张仪与我并存于当世,也当不上掌故那样的小吏,还敢期望成为侍郎吗?所以说时异事异呀。

想提拔你,你就高位,想压制你,你就低位。这篇文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当时汉朝大一统的局面下,有志难伸,无法施展的那种压抑感。暴露了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的抑扬人才,造成贤愚不分的现实。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步伐勉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设施抵抗外祸,被文帝所采用。因而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怎样安装移民生涯提出了详细的步伐。

而写法上很奇特,他是采用说反话的形式,让对方讽刺自己,自己出来辩解,说自己没有牢骚,我这种待遇已经不错了。

汉廷策问

这篇文章在文学史上有一种开拓的作用。后来,很多作家都这么写过。

汉文帝前十五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选举贤能、朴直、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举为贤能。由文帝亲身出题,就“明于国度大致”等题目,提出咨询。事先贾谊已死,列入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覆为最好,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医生。

东方朔还有一篇《非有先生》,谈何容易?谈是不容易的,然后写统治者不接受意见,刚愎自用。

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另一篇抒愤之作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被俘投降),就因谈了自己的想法,为李陵说了几句话,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故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又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此文,直抒胸臆,长歌当哭,同时,体现了作者顽强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给人以崇高的审美感觉。

今后,晁错曾屡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革新法则的发起。文帝虽未采用,但非常欣赏他的能力。太子刘启很赞同晁错的发起,而袁盎等大臣其实不喜好晁错,持阻挡态度。

另外,随着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也出现了一种典雅醇厚,坐而论道的儒者之文。代表作家就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他的主要作品是天人三策。

景帝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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